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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战胜利后的第10个年头，1955年3月，邓叔群全家由沈阳迁到北京，住在中关村14楼102号。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在今天的中关村东区建起一批住宅楼，其中三栋三层小楼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被称为特楼。这里曾卧虎藏龙，大师云集，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童第周等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居住于此。

　　邓叔群每天早晨带着夫人准备好的午餐饭盒，乘三轮车到罗道庄北京农业大学上班，中午一般很少休息，直至结束一天工作再回家。他经常是第一个到达实验室，连续工作，直至完成预定计划，才最后一个离开。1955年12月，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致函植物研究所，要求邓叔群担任该所森林病理学顾问，希望他每星期抽出少许时间去该所指导工作。邓叔群原则上同意，但提出占用他的工作时间应尽量少。邓叔群还担任水土保持研究所（初期名为“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该所的方向任务是“结合西北地区实际情况以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问题为中心，配合农业部门的研究力量，进行调查及总结群众经验，开展生物、农、林、牧、水等基本性和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为解决黄土区水土保持及增加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显然，邓叔群当年在甘肃的工作受到重视。

　　1956年4月21日，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发展党员大会，接收戴芳澜、邓叔群等35位科学家入党，轰动一时。5月18日上午，生物学地学部召开第10次常委会，竺可桢、戴芳澜等参加会议，会上殷宏章提出将上海植物生理所的微生物部分加入筹备中的微生物所，戴芳澜表示赞同。然而，成立微生物所的筹备工作，由于各方分歧较大，进展并不顺利，终未能一步到位。10月23日上午10时，中国科学院第27次院务常委会讨论成立应用真菌研究所建所方案，由戴芳澜作说明。会议认为今后需要与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适当的分工，应着重于基本理论的研究，以发展真菌学为主要任务；决定该所下设真菌学组、植物免疫组、植物病毒组。正、副所长由原研究室正、副主任戴芳澜和邓叔群担任。11月9日，院党组呈报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并请转报中央。11月20日，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签署意见后，批准。12月5日，ky体育院部发出成立该所的正式通知。

　　云飞：1953年1月，戴芳澜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作为“掌舵人”，他不仅引贤举能，而且把自己心心念念多年，在建的标本室交给邓叔群；因为植物病理学家王云章专攻锈菌，戴芳澜便主动放弃，让其继续开展相关研究。从那时起，戴芳澜领导的研究集体开始逐步由高校向科学院转移，直到1956年底，这个研究室扩大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戴芳澜全家也从罗道庄迁至中关村，与邓叔群对门而居，结束了从1919年开始的教书生涯，专骛科学研究。

　　1956年10月迁到中关村生物楼后，邓叔群的办公室兼实验室在二楼西侧向南的房间内，与戴芳澜毗邻。从所里回家，走路不过三百米，不用带午饭了，工作也更方便了。由于参加所外活动较多，他计划编写的《中国多孔菌志》只得后延，即使如此，这一年，他还是鉴定了392号标本，其中42种是国内新记录。

　　到1956年底，邓叔群将大约1600号多孔菌标本基本鉴定完了，在其中发现70种是未见前人报道过的。同年，该所还招收了5位研究生：刘锡琎、余永年、陈迺用、陈庆涛、邓庄。

　　云飞：嗯，她是邓叔群的女儿。她跟着父亲去了东北。那可是个学霸，逢考必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辽宁新城的果树研究所工作。当时，她正在做果树遗传学研究，一心想将苹果和梨嫁接，ky体育培育出苹果梨来。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没想到单位很支持，于是她跑大连，跑抚顺……到处去采花粉进行杂交，设计谁做母本，谁做父本。

　　云飞：因为邓庄熟悉英、俄两门外语，负责大会资料收集工作。后来，她下决心放弃果树等高等植物遗传学研究，转而开展微生物研究，因为果树繁殖周期长，而微生物繁殖快。单位非常支持，再次提出送她去苏联学习微生物学，没想到报告递交上去后，苏联反馈过来的信息说：你们国家不是有一个叫邓叔群的微生物学家吗，他是这个领域一流的学者，你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在此之前，她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有威望。

　　云飞：凡是与灵芝有关的知识，邓庄都一点一滴地摘抄下来，《本草纲目》被她翻了一遍又一遍。当时，她给全国各地的中医机构发咨询函，希望了解灵芝的作用和研究价值。几个月后，回复几乎众口一词，说那只是个传说，没有实际用途。但她并不死心，因为她爱上灵芝了，决定对这传说中的“仙草”进行深入研究。她的想法得到父亲的支持。野外调查是真菌学的必修课，邓叔群带着所里的年轻人翻山越岭，教他们识别各种线年，邓叔群从福州鼓山亲手采到一株野生灵芝，回来后指导邓庄进行菌种分离，要求邓庄把灵芝栽培出来。那时的邓庄真是不知疲倦，带着一个助手夜以继日地做实验，但很多人并不看好，认为一个研究生能折腾出什么啊。那时候研究条件非常差，无菌培养只能在郊区农场一间四处漏风的房子里进行。邓庄每次去都要骑很久的自行车，车胎爆了好几次，可是她没有失去信心。

　　到1957年底，这个成立不久的研究所，延续第5个年头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总结中，也提出了计划性不强、干部培养重视不够、群众路线的方法掌握较差、缺少集体合作精神和学术空气不够浓厚等5条。而这些缺点的根源“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没有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

　　应用真菌研究所创办不到两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的旧事又重新提上日程。1958年1月14日，即应用线个月后，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等提出，要将微生物研究室（将原来的菌种保藏委员会的实体于1957年上半年改名而来，由方心芳负责）和应用真菌研究所合并成为微生物研究所。搞工业微生物而非植病学的方心芳不被看重，戴芳澜仍力荐其担任研究所副所长。12月3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出微生物研究所成立的通知。戴芳澜、邓叔群还是正、副所长，方心芳也是副所长。

　　这一时期，戴芳澜同样注重科研工作。在真菌学研究方面，他在最初希望搞清中国植物病原真菌种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解中国真菌或菌物资源的全貌，推进各个领域的真菌研究，其中就包括地衣。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人把地衣看作是一种植物，中科院植物所计划开展物种研究。但戴芳澜认为它是真菌学的组成部分，并主张由真菌所来研究。因为这在国内前无古人，他便选拔人才到苏联学习。当时刚到真菌所工作的魏江春便被选派留苏。“有人说我是中国地衣学的奠基人，我说不对，应该是戴老，我只是一个执行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科院院士魏江春坦言，正是因为戴芳澜的坚持，才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适逢“10年国庆献礼”，邓叔群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机会，让女儿整理好资料，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举办讲习班、散发菌种、传授灵芝人工栽培技术。那时，根本就没有想着什么技术“保密”，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免费的，就是希望推广技术，让大家都能享用到灵芝。

　　1960年以后，根据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叔群领导的真菌室和他在“”年代开展的应用课题没有再继续进行。但是当年的一些应用研究成果，例如食用菌和药用菌人工栽培、白僵菌防治松毛虫、菌根在植树造林中的应用等，在从那时起到现在的40多年中，在我国许多地方继续着，深入发展着，尤其是食用菌栽培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在困难时期，邓叔群毅然接受了林业部的邀请，主持创办了森林病理进修班。我国森林病理（害）防治及研究工作基础非常薄弱，不能适应林业建设飞跃的发展。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林业部委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举办森林病理进修班（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水平），由邓叔群任导师，培训一批较高级的森林病理工作干部。1960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发出林护字(60)第198号，“关于举办森林病理进修班的紧急通知”。1963年初，进修班结业，原定招收65名学员的这个高级讲习班，结业时约有40余人。后来，他们成为各地森林病理科研和高校教学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要职，为我国的森林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邓叔群不仅在科研上取得杰出的成绩，而且在人才培养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像戴芳澜和阿特金森一样成为百年树人的“菌根”，因此，人们把邓叔群称为我国森林病理学的奠基人。

　　在回到科学院工作的5年间，邓叔群也遇到过一些不顺心的事，例如研究计划受到过多的会议和政治活动冲击，助手缺乏等，他的埋头工作和耿直，使人觉得他不好接近，他从工作出发对室内工作人员的安排有时会影响某些人的利益等。例如1960年8月4日下午，讨论研究真菌室的课题取舍时，邓叔群认为菌根工作由于没有合适的人来干，所里分配的人他不满意，预定的计划完成不了，可以结束。但年轻人说他不指导，所内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不支持年轻人，他则认为当时室内61个人有65个题目，无法指导，他的工作又忙，所以干脆不管，结果大家有意见。在会上，他还说在这个研究所呆不下去了，要求离开，并说去哪里都是作革命工作。

　　1962年，邓叔群接受科学出版社的建议，将他在1939年用英文版发表的《中国高等真菌》（A contribution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igher fungi of China.）翻译成中文出版。1963年9月，《中国的真菌》中文版问世，而且在第二年8月又重印一次，总印数达4250册。正如邓叔群在该书前言所说：“本书不是手册，更不是专志，也不包括所有已被发现的我国线年所发表的《中国高等真菌》的增订本，其内容有所补充和修改，范围也有所扩大。”这本著作包括了粘菌、高等子囊菌、担子菌及半知菌约2400种，分属于601属，是作者30多年来对真菌分类研究的总结，所有的种的描述和分布的记载大部分以他亲自鉴定过的标本为根据，其中一小部分是过去他指导的学生研究的结果。为便于读者使用，他特意在书中增加了400余幅插图。该版中，邓叔群用的分类法，是吸收了不同真菌分类学家的观点，结合他个人的看提出的，因此并不是简单的研究资料汇编。他在前言中指出：“为了便利初学者对其菌种类的鉴定与识别，尽量采用较简单的分类方法，在形态描述是上也力求简单、扼要、通俗，使初学者易于了解。……在真菌形态名词方面，由于国内译名不太一致，在尽量采用现有名词原则下，对某些名词曾稍加改变。在真菌的中文名称上，也是尽可能地采用极有限的现有名称；但在相似种类中进行比较后，为了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时不得已将部分已有的名称加以改变；因此，绝大部分的名称是作者新用的。所用学名尽量依照国际命名法，但由于某些原因，也有例外。”同时，邓叔群还提出了今后的前进方向：“希望在此基础上，更广泛地、更详尽地采集、调查，并用实验方法深入细致地从生态学、生理学、遗传变异角度来进行分类的研究工作。”

　　云飞：2002年，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名誉教授、美国真菌学报主编科尔夫写道：“每当看到邓在他1963年著作里所采用的系统和当时世界上的最新发现和最新分类系统是如此地相应，就令我对邓这方面的能力感到惊讶、佩服。他于1963年出版的《中国的真菌》一书，确实为中国的真菌工作者们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系统。在那时他就已经抓住了许多菌属和菌族拆分的重要性，即使到现在仍使我惊奇不已。”

　　1963年，邓叔群经过慎重考虑，根据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建议在广州建立一个研究华南真菌的基地。因为他在华南地区考察后认为，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高温多湿，真菌种类繁多，菌种资源极为丰富，为了开发利用真菌资源，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研究基地。1964年5月19日经国家科委批准在广州创建了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由邓叔群兼任室主任。在创建初期，邓叔群亲自审查基建图纸，指导筹建工作，并通过中国科学院院部的协调，从微生物所抽调了一批干部和研究人员，还调拨了一批图书资料、研究器材和标本。这就是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前身，世界第一株人工栽培的灵芝标本珍藏在这里。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在科学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预示着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1966年初，邓叔群完成了《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和毒菌》的写作。这部40多万文字，600多幅彩色手绘图的新作，凝聚了邓叔群近40年的研究成果，又体现了他尽其所有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愿望。科学出版社计划作为1966重点出版物向“七一”献礼。在此前后，他着手撰写《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群体生态》、《虫生真菌学及其在生物防治上的应用》等著作。还整理好自1963年出版《中国的真菌》后，新鉴定和描述的1000余种真菌的手稿，计划再版。此前他在1965年下半年和1966年上半年在《科学通报》发表的“微生物的发展”和“菌类在生物界的地位”两篇短文，可以认为是他撰写《真菌的系统发育》的大纲。

　　云飞：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出自屈原的《离骚》。太阳升上来、落下去，月亮升上来、落下去。“忽”，是这么快；“淹”，是留，“不淹”即它不为我停留片刻。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春去秋来周而复始，所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说的不是外表美丽的人，因为岁月是把杀猪刀，老态龙钟，无美可言。屈原说的是品格、才能美好的人。华裔文学家叶嘉莹，曾举魏文帝曹丕为例。曹丕有一个朋友，叫应德琏。他说德琏曾有志于著述，其才学足以著书。 “志”就是你有这个理想。有的人说我想著述、著书，可是他却没有著述、著书的能力。这样的人什么都没有完成，没有写一本书就离开了世界，没有遗憾。

　　1966年，邓叔群的弟弟邓拓出事了。上次邓拓出事还是1932年，多亏邓叔群积极援救。这次，邓叔群非但没能救弟弟，自己也被株连致死，甚至书稿都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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